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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米茁壯白蘭樹慘遭砍掉 工程人員認原可繞道‧市民質問准砍理由

【正報】在注著綠化和保護樹木的今天，民政總署以甚麼準則批准砍伐樹木？有市民昨日投訴民署無理批准砍伐超過十多年樹齡的白蘭樹，記者向署方查詢，直至截稿時，仍未得到更進一步的回覆。

因渠務工程白蘭判死
記者昨午收到市民投訴，指斥民政總署無理批准砍伐樹木。被砍伐的是一棵白蘭，胸徑約三十二厘米，高約八米，位於媽閣斜巷一座剛落成的大廈前地，至少在那裡已有十多年。
記 者到現場拍攝期間，工程人員梁先生主動展示民署的批准文件，而且表示，他們也不想花費近一萬元來砍伐樹木，包括運輸費及加班費等。之前，他們挖街渠，卻有 稽查人員阻止他們，並表示要先申請砍掉白蘭。梁先生曾說：「我們也問，能不能不砍，水渠可以避開那棵樹，那棵白蘭很美，很香。」

民署初稱因蟲蛀後認關係工程
向本報投訴的市民葉先生表示，昨早外出時以為是修剪樹木，到傍晚回家時只見工人正在挖掘餘下的樹根。他和街坊立即致電民署園林綠化部自然保護研究處姓歐陽的人員。葉先生覆述指，對方最初的解釋是樹木被蟲蛀，但街坊立即反駁，該名人員最終表示，是有人因工程關係而申請砍伐。

本報記者昨晚致電民署姓歐陽的人員，他表示自己在乘降機內，稍後回覆。超過十五分鐘後，另一陳姓的人員致電本報指出，由於工程公司的地下水管需要經過白蘭樹下，基於地方較窄，無法避開，所以，向署方申請砍伐。

對於記者指，梁姓工程人員的反映與她的回覆不同，並詢問署方有甚麼批准砍伐樹木的準則，今次為甚麼不要求工程公司把地下水管繞過白蘭。陳姓人員表示需要再了解，五分鐘後回覆。但直至凌晨截稿時間，本報仍未收到對方的回電。

輕率砍樹　奢談綠化
提出投訴的葉先生質問，為甚麼在沒有充足理由下砍伐，雖然僅是一棵，但要種植一棵十多年的樹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是否要這樣處理問題？既然已然有一棵樹，為何不把它保留？」他不肯定署方是否說謊，但肯定是在推卸。

我的記憶之城（北島訪談）

這是北島與他的城....

<我的記憶之城--北島訪談>
原載蘋果日報/08082010

編者按：著名作家北島1949年生於北京，家住天安門廣場附近，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時候，未滿周歲但肯定聽見了，搖籃中的他當時 未能站起來。新書《城門開》寫的是記憶中的北京。緣起於2001年父親病重，北島被特殊允許回到北京。飛機降落，萬家燈火湧進舷艙，滴溜溜兒轉，“我着實 吃了一驚，北京就像一個被放大了的足球場”，這片生育過他的土地，如今陌生得連家門都找不到。在故鄉，他發現自己成了異鄉人。“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 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認如今的北京”。


新書《城門開》開篇你引了一首童謠城門城門幾丈高，城門城門開不開，你的北京記憶是從哪裏開始的？


讓我們先看看這首童謠：“城門城門幾丈高?/三十六丈高!/上的什麽鎖?/金剛大鐵鎖!/城門城門開不開?/不開不開!/大刀砍? 也不開!/大斧砍？也不開!/好，看我一手打得城門開/嘩!開了鎖，開了門/大搖大擺進了城”。開篇我只引用了童謠的前一半。在我看來，開不開，從外開還 是從裏開，完全是兩碼事。序言以“我的北京”爲題，也就是說記憶才是這城市的主人，而記憶恰好是從內部打開城門的。


光和影，味道和聲音，你一開始三篇寫的這些顯然都是難以言傳的細微之物，這些能說是經過悠長歲月仍留在你身上的感受嗎？這種類似於化學作用的感受對你接下來寫到的人物和情節發揮的作用大嗎？


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細節的時代。我在大學教散文寫作，讓學生寫寫他們的童年，發現幾乎沒人會寫細節。這是非常可怕的：意識形態化、商業化和娛樂化 正從人們的生活中删除細節，沒有細節就沒有記憶，而細節是非常個人化的，是與人的感官緊密相連的。正是屬于個人的可感性細節，才會構成我們所說的歷史的質感。如果說寫作是喚醒記憶的過程，那麽首先要喚醒的是人的各種感官。這也就是你提到的化學反應，與詩歌中的“通感”近似。以這三篇開頭，是爲了讓感官充滿開放，甚至强化放大，這是我的記憶之城的基礎。


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你這個文字北京城市的結構是怎麼樣的呢？也即是說全書的篇章是怎麼樣舖排的？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涉及面很廣。簡單來說，北京城的結構和漢字的結構有共同之處，比如方向感，正南正北，橫平竪直；再就是封閉性，老北京過去 叫四九城，“四”指城墻，即外城、內城、皇城、紫金城，“九”爲內城的九個城門，與漢字的結構不謀而合。對北京來說，城中之城是權力的中心。而漢字本身就 有某種權力意志，這恐怕是爲什麽中華文明，或所謂的“大一統”能持續如此之久的原因之一。我剛去過馬來西亞，那裏到處寫著漢字，而且是非常地道的書法，要 說那是他國异邦，可當地華人正是通過漢字維繫文化認同的。這個話題扯遠了，只是假說而已，需要進一步探討。至于全書的篇章鋪排，幷不是按綫性時間展開的， 每章可獨立成篇，自成系統，很像漢字或北京四合院，彼此呼應，在互相勾連拼接中産生更深的含義。


你讀過帕慕克的《伊斯坦堡：一座城市的記憶》嗎？帕慕克說伊斯坦堡美景之美在其憂傷。你說回到北京發覺面目皆非，傷感于自己成長經驗的北京不復存在。你說完全陌生的是指什麼呢？


讀過《伊斯坦堡》，也去過。伊斯坦堡是一座橫跨歐亞的美麗的古城。我認爲帕慕克所說的憂傷與古老文明的興衰有關，包括拜占庭和奧斯曼帝國的興衰。 北京和伊斯坦堡有相似之處，首先也是一座美麗的古城，再就是與一個古老文明的興衰息息相關。但相比之下，伊斯坦堡保存得相當完好，而老北京却幾乎蕩然無 存，這不是什麽憂傷，而是絕望。我認爲，近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被“進步”被所謂的現代化基本上給搞瘋了。這首先跟自鴉片戰爭以來列强入侵所造成的民族屈辱有關，也和革命所帶來的盲目性及粗鄙化有關。北京在這半個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十幾年的變化，可以說是毀滅性的。如果當代人渾然不知，再過五十年一百年回頭看看，那就是犯罪。而一座古城毀了就是毀了，是不可能重建的。現在的北京和別的亞洲大城市還有什麽區別，不過是現代化博物館中的一個新標本而已。聽說還有人打算把北京改造成所謂世界上第一流大都市，腦袋肯定出了毛病，他們的標準是什麽，大概是杜拜吧。你知道，杜拜在沙漠中建室內滑雪場，養一棵樹每年的成 本是兩千美元，比養個人還貴。



在《城門開》中你不止一次寫到少年時常出門遠足，用脚丈量北京。你的北京地圖一直都存在嗎？你的北京地理地圖是怎麼樣的？這地圖和你的生命疆域又是怎麼樣的互相推進關係？


小時候沒錢，主要靠雙脚走天下，走十里二十里是常事。一個行走的城市和騎車乘車甚至開車的城市是完全不同的，充滿了可感性細節。在故鄉，人是有方 向感的，不會迷路。再說北京是個方方正正的城市，也不容易迷路。可我前些年回去，在自己的故鄉完全迷失了，連家門都找不著。說到我的北京地圖，是完全屬于 我個人的，帶有某種私密性質。在這張地圖中，首先是我家，然後是我的小學、初中和高中，我父母所在的單位，還有我和同伴行走的路綫。這是我生命旅途的開 始。我曾在《旅行記》中寫道：“一個人行走的範圍就是他的世界。”八歲那年我跟母親去上海看外公，那是我頭一次離開北京。這次旅行對我來說很重要，距離感 讓我對故鄉有了新的認識，而我的北京地圖也發生了變化，可大可小，小到只不過是一張更大地圖上的圓圈而已。從那一刻起，我時常夢想著離開北京，走得越遠越 好。這願望實現了，以致到了回不去或根本不想回的地步。


回憶尤其是文學家的記憶，常被理所當然地讀成作家的自傳。你好像並不認為《城門開》是文學自傳。當然你寫的空間、瞬間、人物都不像傳記文學般有順序有較為完整的生活流動過程。但能不能說，你寫的都是記憶的真實？


按體例講，這是一本關于童年和青少年的回憶錄，但又不完全是。比如它沒有一般回憶錄中的編年史性質。其實這本書有兩個主角，一個是我，一個是北 京，或者說，這兩個主角中，我是顯性的，北京是隱性的，關于我的部分，有明顯的自傳性，關于北京，則帶有外傳或傳說色彩。至于記憶的真實性，這不應在文學 的討論範圍內。


就篇幅而言，〈北京四中〉〈父親〉兩文比其他的篇章大得多？有特殊的原因嗎？


你說得對，這兩篇在書中的分量最重。北京四中是我人生的轉折點——既是我童年青少年時代的結束，也是我走向生活的開始。我在那裏經歷了“文革”， 也因“文革”中斷了學業，我從那裏獲得正規教育以外的讀書經驗，幷開始寫詩。要說還是〈父親〉難度最大，我一直設法回避，拖到最後才不得不完成。在中國文 化背景中，父子關係是整個社會權力結構的支撑點之一，要想梳理這種複雜性實在不易。再有從兒子的角度，如何寫出一個真實的父親，這更具有挑戰性。我爲寫 〈父親〉，不僅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更多的是感情的消耗。完稿後精疲力盡，如釋重負。我甚至認爲，我和父親在這篇文章中最終達成了和解。


〈北京四中〉在雜志連載時曾引起一些人的特別關注，你是否認爲文章所記文化大革命時的“你們有筆杆子，我們有槍桿子，看將來是誰的天下？”現在已到了“將來”作一了結的時候？


北京四中在中國當代政治扮演了特殊角色，今天回頭去看就更加清楚了。我在《北京四中》一文開始就指出，有兩個四中，一個是高幹子弟的四中，一個是 平民子弟的四中。這種分野被刻意掩蓋了，而“文革”撕掉這層僞裝，一切都變得赤裸裸的。因所謂“血統論”所造成的創傷至今都未愈合。他們在“文革”後期揚 言：“你們有筆杆子，我們有槍杆子，看將來是誰的天下？”四十年過去了，看來此話至今有效——當年那些高幹子弟一個個進入最高領導層。人都會犯錯誤，但關 鍵是他們對當年的所做所爲有過半點兒反省嗎？由此推論，他們把中國引向何方，是值得懷疑的。


據知你對于去年章詒和指控黃苗子和馮亦代等老先生是思想改造時期共産黨的臥底，不以爲然。你書中〈父親〉一文特別寫到父親做冰心思想改造工作的往事，按你說，我們該怎麽樣看待共産國家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


章詒和還是挺會寫東西的，她的第一本書《最後的貴族》我認真讀過，幷爲她的坎坷身世所感動。但那時就意識到她寫作中的問題，比如她對那種恩賜的 “貴族”地位津津樂道，對她父親的歷史過度美化。而她後來的作品問題越來越嚴重。特別是寫馮亦代的《臥底──他走進了章家大門》。我恰好與馮亦代相熟，寫 過紀念文章《聽風樓記》。馮亦代在生前出版了他的《悔餘日錄》（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這本書的出版就是深刻的自我反省，是對歷史負責的勇敢行 爲，結果竟成了章式最後審判的主要綫索，她用春秋筆法把馮寫成居心叵測的小人，十惡不赦的歷史罪人。我在〈父親〉一文中，也寫到我父親的類似所爲，按章的 邏輯，他也做過“臥底”，爲組織收集謝冰心的言行。如果我們不還原歷史，就不可能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麽。這涉及到知識分子和革命的複雜關係，如果沒有中國知 識分子（包括章伯鈞）的全力支持，這場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革命成功後，大多數知識分子是歡迎革命的，幷與革命全力合作，他們真心希望通過思想改造適應新 社會。這種思想改造主要有兩種形式：一、自我批評式的思想彙報；二、與組織配合，幫助別人進行思想改造。這兩種方式往往交錯進行。由于對組織的忠誠與信 任，幷沒有什麽心理障礙。這在馮亦代的《悔餘日錄》中是顯而易見的。按章詒和的邏輯，第二種就是“臥底”。馮亦代到了章的筆下，變得極其猥瑣，苟且偷生， 賣友求榮。要知道，大多數知識分子與革命的分道揚鑣是後來的事，是由于不同的政治運動的整肅（特別是“文革”）感到深深的失望才開始的。


我認爲這世上有一種病，我稱之爲“專制病”，獨裁者和被壓迫者都會染上，且無藥可救。得了這種病，無論是獨裁者和被壓迫者，彼此相像，互爲回聲。 他們的基本思路完全一樣，就是把所有問題簡單化，黑白分明，六親不認，還底氣特別足。我在海外見過不少這樣的人。一旦碰上，我轉身就走，絕對不和他們理 論，除了白費口舌，弄不好還會惹來殺身之禍。可也怪了，在今天，你發現這種“專制病”患者越來越多，他們正把中國推向瘋狂的邊緣。

演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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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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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挖山體 大建豪宅 哭泣的大潭山

廣挖山體　大建豪宅 哭泣的大潭山 (07/09/2010)

【本報訊】遠在氹仔的國際機場，由於路過的人流較少，可能很少市民留意到，科技大學對

面的大潭山腳現正進行大規模的平整工程，大幅山體被破壞，原在該處的綠樹被掘掉。原來，該處將會建起廿六幢，分別由廿一層至四十層的高級豪宅。居於離島的居民只能問：究竟將來是不是宜居的地方？究竟還有多少個這類破壞山體的項目仍未公布？

本報記者昨午前往科技大學對面、大潭山山腳 (位於偉龍馬路) 正在進行平整工程的地盤，現場有多輛工程車不斷挖掘，大型的沙石車亦進進出出。相信工程已展開了頗長的時間，大幅山體受到嚴重破壞，原來滿佈綠樹的山坡變成大幅黃土。據了解，平整工程完成後，將會興建廿六幢廿多層至四十層的豪宅。當建築工人見到記者在地盤外拍攝，迅速將大閘關上。


居民：還有幾多挖山項目未公布?

街總離島辦事處社區委員會副主任阮若華昨日在該地盤外接受訪問。見到離島多處破壞山體及現階段的開發程度，阮認為是「過度開發」。在保育和維護山體的前提下，他希望知道，除了現時已見的項目外，政府還有那些破壞山體的項目仍未公布：「希望這是最後一個 (項目)！」


破壞環境對不起子孫

縱使發展商聲稱樓高不會阻礙大潭山郊野公園的視野，阮若華相信：「往外望的景觀都不會太美。而且，真是破壞了很多自然環境。」他提出多個問題：開發是否應該再繼續？是否應該作出一些平衡？是否要留有綠化、山體、市肺等？究竟將來是不是宜居的地方？將來我們的子孫要住在一個怎樣的地方？

雖然政府在去年六月舉行旁聽會。阮若華指出，直至現階段，除了講解會 (旁聽會) 外，看不到政府有任何公布或訊息。「我們只知道地盤正在施工，但我們也影響不了。那可能是一個合法的批給，但到最後是否大家都想看到的情況？要由大眾市民來評價政府對這類計劃的公布和透明度。」

本報記者昨午在氹仔街頭訪問多名市民，林小姐認為，若要保護環境，就要向政府反映，而不是坐視不理。記者展示山體被破壞的相片，她覺得：「整整廿六幢，現在這只是第一期已是那麼誇張，將來都不知會怎樣？」「好醜樣！」


港資公司廿六幢高廈依山建

根據香港華人置業集團的網站顯示，「澳門氹仔偉龍馬路豪華住宅項目」由一座服務式住宅及廿五座住宅大廈組成，坐落於綠化平台花園基坐，並附設多層停車場及兩個大型豪華住客會所，整項物業分四期發展：「項目地利位置優越，面向南中國海及背靠澳門大潭山郊野公園，為住戶提供無邊際海景及大量綠化景緻。」近日，有香港報章報道，九月及十月期間，將有多個新樓盤推出，其中一個是氹仔偉龍馬路項目，市場人士指，此項目的呎價約五千至六千元。

去年六月，發展商在政府的土地批給公開旁聽會表示，該項目總面積達七萬八千七百八十九平方米，興建樓高廿一至四十層樓宇，最高的樓高是一百五十多米。發展商聲稱樓宇依山勢高低分佈，不會遮擋大潭山郊野公園望向機場的視野。據《澳門年鑑》顯示，大潭山的高度僅是一百五十八點二米。

簡單的符號 / 家政

在中學時期，有看過石頭公社的演出，當時是看《舞語錄》及《後太平天國之一五一十風光大作》，之後我就去了台灣讀書，回來後就看《靜安寺路192號6樓》，然後就是青洲版的《聽風的卡夫卡》等等。

堅持對本地的議題作出反應，以創作的形式來回應自己的感受，創作形式也越來越趨向生活化，以生活中的感覺出發，尤其在第二代石頭公社成員加入後，創作方向更加貼近生活。

今次《是／或不是快樂王子》是一次劇場的嘗試，整體感覺好像在聽Haruka Nakamura 的《grace》大碟一樣，城市的雜音，好像在營造日常生活的聲音，簡單的結他，結構簡單的曲式，好像在隨意唱出的歌聲，全部都好像在日常生活中的簡單旋律，那是一些營造「日常生活」的符號。

由有形至無形，現在是初階段的開始，一封短信，一篇文章，然後發展成一本書。

導演對本土議題的深耕，對創作的熱情，堅持的態度，都使人感動，其創作團隊，包括：燈光、音樂及錄像，都很配合，簡單的，淡淡的。

對六四事件及對自然景像的消失，都發出了聲音，哀而不傷。區錦新、大鳥、鄭冬的聲音，溫暖而充滿希望，彷彿快樂往往生長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安靜地為澳門這片土地紀錄下一點點不為人知的光景，那不是陳先生書寫時的心景？

失 衡的發展、資源的錯配、隨時會崩壞的王國，世上真有天堂，就不需要教堂，公開談論正義也不代表合乎道德，只要一點點可能已經是過份的要求，所以表演堅持以 最原本的狀態示人，簡單符號可以無窮想像，足矣。劇場變成淨化器、變成教堂、心靈充電器，生活與劇場、生活與藝術、生活與創作從來沒有這麼靠近過。

我走上街道如同走在劇場，漫步在淡淡的聲音之中，聽見鳥叫，聽見你笑，聽見有人用台語跟我說：「我今年93歲，迷路了，可否帶我回家？」

(  簡單的符號 / 家政 )

三大空間推動文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