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0日 星期五

今晚, 向空櫈致敬!




和平獎放空櫈 促放劉曉波

(明報)2010年12月10日 星期五 22:05

中國在囚異見人士劉曉波未能出席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諾貝爾主席亞格蘭只能將和平獎證書及獎章放在空櫈上。


全球矚目的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今天在挪威奧斯陸舉行,得獎人中國民權人士劉曉波由於人在獄中無法參加典禮,「空櫈」成為典禮的焦點。



頒獎典禮於香港時間晚上8時舉行,會場懸掛劉曉波的大幅照片,諾貝爾委員會主席賈亞格蘭在致詞祝時賀劉曉波得獎,現場響起如雷的掌聲,全體站立,以示敬意。




大約20國,包括中國在內,拒絕挪威邀請,出席頒獎典禮,包括哥倫比亞、古巴、埃及、伊拉克、伊朗、哈薩克、摩洛哥、巴基斯坦、俄羅斯、沙特阿拉伯等。


亞格蘭在頒獎典禮上表示,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沒有做錯任何事,中國必須釋放他。亞格蘭表示,劉曉波致力爭取人權,但對他無法親自領獎感到遺憾。


他指出,今日無受向劉曉波或其代表頒發和平獎,將在日後補頒,這顯示頒發和平獎是必須及適合的。


他指出,中國擁有13億人,影響人類的命運,如中國能成功發展社會市場濟,人民享有公民權利,將對全球有利,否則全國要面對嚴重的後果。


其它新聞:
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歷時1小時15分鐘結束
維基解密披露外交部強烈不滿美大使關切劉曉波案
默克爾對劉曉波未能親身領獎表示遺憾
「慶祝劉曉波獲和平獎」晚會

2010年10月28日 星期四

快意聲情 澆灌心靈 ——《是或不是 快樂王子》觀後

快意聲情 澆灌心靈 ——《是或不是 快樂王子》觀後
文:秦嘉杰
(轉載,原文刊於2010年10月28日《澳門日報》文化演藝版)

街行見兩措大執爭一理,如不戴天……其語刺刺,勢將連年不休。忽有壯夫掉臂行來,振威從中一喝而解。不亦快哉!

——金聖嘆《不亦快哉三十三則》

一聲粗厲叱喝,如猛起奮末的琴音,卻正合乎明末才子金聖嘆的心聲,並記之為人生一大快事。快樂是甚麼?石頭公社導演李銳俊說:“當心之所想,得到充分表達,就是快樂。”像那壯夫路見二人爭執不平,於是為之“發聲”,令人痛快。而今,城市發展和自然保育背道而馳,兩方陣營往往各執一詞,甚而對峙相爭;每有如塡海新政,更惹來坊間陣陣非議之聲。《是或不是 快樂王子》(下簡稱《王子》)的創作團隊,便趁此走訪不同界別,收錄市民對澳門回歸後生活環境的議論之“聲”,一為探討民“心”之嚮往,問快樂為何,二為探問當政府稅收滿溢,社會福利豐盈,澳門人是不是眞正的快樂?

《王子》把七段訪問錄音交錯串聯,在表演開始時播放,成為觀衆觀看舞者相應演出時的聲音背景。內容由澳門回歸前後的施政對比開始,層層推進,從父執輩對以遊行方式表達民情的正反意見,到有靑年久涉世事後,提出對改善政治和社會的期望和無力感;從新一代“80後”被誤認為易於對政策順從,到他們因樓市重壓等問題,開始懂得反思個人以至整體社會環境。從個人訴求,到社會制度,再到自然環境,錄音最後以被訪者冀望走進自然,或閒時能開懷大吃作結。訪問雖然紛雜,卻非如機器內耗時的嘰喳雜音,或如妨礙觀衆觀演的怪聲。相反,錄音內容是市民快意吐露的心聲,其中有從關懷個人而擴展至整個社會和自然環境的世界觀,在在反映他們對人生的自然態度和目的。“目的”這個名詞便含有一種企圖和努力的意義,各訪問內容於此而構成一完整文本,講述市民在澳門生活,面對制度更迭,社會變遷,他們如何努力追求那些心底認為有意義的事,從而獲得快樂。

配合訪問錄音的“聲演”,台上四位舞者各以誇張形體相應演出,為把受訪者講述的內容能量放大,讓觀衆除能聞其聲,亦能透過舞者的臉部表情和肢體語言,觸及受訪內容以外的內心世界。個別舞者面容時而扭曲,或緊扯面皮和嘴角,拉出一臉痛苦表情;肢體間時而角力、互搏、纏身推撞,或一方把另一方壓倒牆邊。觀衆於此能感受被訪者如何看待自身與社會環境的關係。其中一幕,舞者由台左而右,不斷拍打繫上硬物的氫氣球,透過舞者跳躍和跌撞而來的“力度”表現,觀衆可了解被訪者雖在生活中積壓着不同成因和程度的鬱悶,卻始終保持為抵禦權威掣肘而勇於 “發聲”的強烈慾望。

但快樂非僅止於為一己願望發聲,亦體現在個體能與社會和自然環境和諧共處。像四百年前的“快樂王子”金聖嘆,他所寫下那三十三則人生快事中,便包含與社會上各式友人相知相交的樂趣,也提到住處門前臨近大河的喜悅。是故《王子》在演出後半段,四位舞者相繼撤下,換上兩名樂師,並將事前在郊外拍下的自然美景,在熒幕上播放,讓觀衆一邊聽着鋼琴和大提琴伴奏,然後隨音樂全身心投入反思與自然的關係。

在影片中,蓮荷光影處處,微風徐緩吹拂水面,一派鳥語花香,對應着樂師設計的音調,奏出寬和、平緩、旋律豐富而節奏少變、帶領觀衆感受大自然的悠然康樂。但奏至中段,音調突變得細微而急促,令聽者燃起悲愁。據司琴的李慧芬說,此段音樂設計,概念來自已故作家陳煒恆的遺作《澳門花蟲鳥魚》,成書原因是作者某日在龍環葡韻驚覺“往昔千鳥歸巢,低迴不已的景象,已不復見。”觀衆此刻定然從本來身心仰躺的自然美景中,抽身而隱隱為自然環境遭受破壞感到憂慮。樂曲奏至末段,音調始變回寬舒和順、渾厚流暢,讓觀衆放下剛才因肅殺之音而起的憂思,同時對大自然生起肅敬之情。最後音樂全收,演出驟停,只見熒幕打上一首由香港作家葉輝所寫的詩。詩中描述的景象與影片內的蓮花池畔相合,若於離場前讀畢全詩,觀衆或會有一絲置身天堂的快意。導演如此安排,像要再次向觀衆提問,甚麼是天堂?甚麼是快樂?但如劇名所言,在“是或不是”之間,天堂只是一念之轉。而當思想得到釋放,心靈能開懷放聲於天地之間,一股浩然之氣由心而生,你就能欣賞到那種難以言傳的快樂。

2010年9月14日 星期二

八米茁壯白蘭樹慘遭砍掉 工程人員認原可繞道‧市民質問准砍理由

正報】在注著綠化和保護樹木的今天,民政總署以甚麼準則批准砍伐樹木?有市民昨日投訴民署無理批准砍伐超過十多年樹齡的白蘭樹,記者向署方查詢,直至截稿時,仍未得到更進一步的回覆。

因渠務工程白蘭判死
記者昨午收到市民投訴,指斥民政總署無理批准砍伐樹木。被砍伐的是一棵白蘭,胸徑約三十二厘米,高約八米,位於媽閣斜巷一座剛落成的大廈前地,至少在那裡已有十多年。
記 者到現場拍攝期間,工程人員梁先生主動展示民署的批准文件,而且表示,他們也不想花費近一萬元來砍伐樹木,包括運輸費及加班費等。之前,他們挖街渠,卻有 稽查人員阻止他們,並表示要先申請砍掉白蘭。梁先生曾說:「我們也問,能不能不砍,水渠可以避開那棵樹,那棵白蘭很美,很香。」


民署初稱因蟲蛀後認關係工程
向本報投訴的市民葉先生表示,昨早外出時以為是修剪樹木,到傍晚回家時只見工人正在挖掘餘下的樹根。他和街坊立即致電民署園林綠化部自然保護研究處姓歐陽的人員。葉先生覆述指,對方最初的解釋是樹木被蟲蛀,但街坊立即反駁,該名人員最終表示,是有人因工程關係而申請砍伐。


本報記者昨晚致電民署姓歐陽的人員,他表示自己在乘降機內,稍後回覆。超過十五分鐘後,另一陳姓的人員致電本報指出,由於工程公司的地下水管需要經過白蘭樹下,基於地方較窄,無法避開,所以,向署方申請砍伐。


對於記者指,梁姓工程人員的反映與她的回覆不同,並詢問署方有甚麼批准砍伐樹木的準則,今次為甚麼不要求工程公司把地下水管繞過白蘭。陳姓人員表示需要再了解,五分鐘後回覆。但直至凌晨截稿時間,本報仍未收到對方的回電。


輕率砍樹 奢談綠化
提出投訴的葉先生質問,為甚麼在沒有充足理由下砍伐,雖然僅是一棵,但
要種植一棵十多年的樹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是否要這樣處理問題?既然已然有一棵樹,為何不把它保留?」他不肯定署方是否說謊,但肯定是在推卸。

2010年9月12日 星期日

我的記憶之城(北島訪談)

這是北島與他的城....

<我的記憶之城--北島訪談>
原載蘋果日報/08082010

編者按:著名作家北島1949年生於北京,家住天安門廣場附近,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時候,未滿周歲但肯定聽見了,搖籃中的他當時 未能站起來。新書《城門開》寫的是記憶中的北京。緣起於2001年父親病重,北島被特殊允許回到北京。飛機降落,萬家燈火湧進舷艙,滴溜溜兒轉,“我着實 吃了一驚,北京就像一個被放大了的足球場”,這片生育過他的土地,如今陌生得連家門都找不到。在故鄉,他發現自己成了異鄉人。“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 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認如今的北京”。


新書《城門開》開篇你引了一首童謠城門城門幾丈高,城門城門開不開,你的北京記憶是從哪裏開始的?


讓我們先看看這首童謠:“城門城門幾丈高?/三十六丈高!/上的什麽鎖?/金剛大鐵鎖!/城門城門開不開?/不開不開!/大刀砍? 也不開!/大斧砍?也不開!/好,看我一手打得城門開/嘩!開了鎖,開了門/大搖大擺進了城”。開篇我只引用了童謠的前一半。在我看來,開不開,從外開還 是從裏開,完全是兩碼事。序言以“我的北京”爲題,也就是說記憶才是這城市的主人,而記憶恰好是從內部打開城門的。


光和影,味道和聲音,你一開始三篇寫的這些顯然都是難以言傳的細微之物,這些能說是經過悠長歲月仍留在你身上的感受嗎?這種類似於化學作用的感受對你接下來寫到的人物和情節發揮的作用大嗎?


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細節的時代。我在大學教散文寫作,讓學生寫寫他們的童年,發現幾乎沒人會寫細節。這是非常可怕的:意識形態化、商業化和娛樂化 正從人們的生活中删除細節,沒有細節就沒有記憶,而細節是非常個人化的,是與人的感官緊密相連的。正是屬于個人的可感性細節,才會構成我們所說的歷史的質感。如果說寫作是喚醒記憶的過程,那麽首先要喚醒的是人的各種感官。這也就是你提到的化學反應,與詩歌中的“通感”近似。以這三篇開頭,是爲了讓感官充滿開放,甚至强化放大,這是我的記憶之城的基礎。


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你這個文字北京城市的結構是怎麼樣的呢?也即是說全書的篇章是怎麼樣舖排的?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涉及面很廣。簡單來說,北京城的結構和漢字的結構有共同之處,比如方向感,正南正北,橫平竪直;再就是封閉性,老北京過去 叫四九城,“四”指城墻,即外城、內城、皇城、紫金城,“九”爲內城的九個城門,與漢字的結構不謀而合。對北京來說,城中之城是權力的中心。而漢字本身就 有某種權力意志,這恐怕是爲什麽中華文明,或所謂的“大一統”能持續如此之久的原因之一。我剛去過馬來西亞,那裏到處寫著漢字,而且是非常地道的書法,要 說那是他國异邦,可當地華人正是通過漢字維繫文化認同的。這個話題扯遠了,只是假說而已,需要進一步探討。至于全書的篇章鋪排,幷不是按綫性時間展開的, 每章可獨立成篇,自成系統,很像漢字或北京四合院,彼此呼應,在互相勾連拼接中産生更深的含義。


你讀過帕慕克的《伊斯坦堡:一座城市的記憶》嗎?帕慕克說伊斯坦堡美景之美在其憂傷。你說回到北京發覺面目皆非,傷感于自己成長經驗的北京不復存在。你說完全陌生的是指什麼呢?


讀過《伊斯坦堡》,也去過。伊斯坦堡是一座橫跨歐亞的美麗的古城。我認爲帕慕克所說的憂傷與古老文明的興衰有關,包括拜占庭和奧斯曼帝國的興衰。 北京和伊斯坦堡有相似之處,首先也是一座美麗的古城,再就是與一個古老文明的興衰息息相關。但相比之下,伊斯坦堡保存得相當完好,而老北京却幾乎蕩然無 存,這不是什麽憂傷,而是絕望。我認爲,近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被“進步”被所謂的現代化基本上給搞瘋了。這首先跟自鴉片戰爭以來列强入侵所造成的民族屈辱有關,也和革命所帶來的盲目性及粗鄙化有關。北京在這半個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十幾年的變化,可以說是毀滅性的。如果當代人渾然不知,再過五十年一百年回頭看看,那就是犯罪。而一座古城毀了就是毀了,是不可能重建的。現在的北京和別的亞洲大城市還有什麽區別,不過是現代化博物館中的一個新標本而已。聽說還有人打算把北京改造成所謂世界上第一流大都市,腦袋肯定出了毛病,他們的標準是什麽,大概是杜拜吧。你知道,杜拜在沙漠中建室內滑雪場,養一棵樹每年的成 本是兩千美元,比養個人還貴。



在《城門開》中你不止一次寫到少年時常出門遠足,用脚丈量北京。你的北京地圖一直都存在嗎?你的北京地理地圖是怎麼樣的?這地圖和你的生命疆域又是怎麼樣的互相推進關係?


小時候沒錢,主要靠雙脚走天下,走十里二十里是常事。一個行走的城市和騎車乘車甚至開車的城市是完全不同的,充滿了可感性細節。在故鄉,人是有方 向感的,不會迷路。再說北京是個方方正正的城市,也不容易迷路。可我前些年回去,在自己的故鄉完全迷失了,連家門都找不著。說到我的北京地圖,是完全屬于 我個人的,帶有某種私密性質。在這張地圖中,首先是我家,然後是我的小學、初中和高中,我父母所在的單位,還有我和同伴行走的路綫。這是我生命旅途的開 始。我曾在《旅行記》中寫道:“一個人行走的範圍就是他的世界。”八歲那年我跟母親去上海看外公,那是我頭一次離開北京。這次旅行對我來說很重要,距離感 讓我對故鄉有了新的認識,而我的北京地圖也發生了變化,可大可小,小到只不過是一張更大地圖上的圓圈而已。從那一刻起,我時常夢想著離開北京,走得越遠越 好。這願望實現了,以致到了回不去或根本不想回的地步。


回憶尤其是文學家的記憶,常被理所當然地讀成作家的自傳。你好像並不認為《城門開》是文學自傳。當然你寫的空間、瞬間、人物都不像傳記文學般有順序有較為完整的生活流動過程。但能不能說,你寫的都是記憶的真實?


按體例講,這是一本關于童年和青少年的回憶錄,但又不完全是。比如它沒有一般回憶錄中的編年史性質。其實這本書有兩個主角,一個是我,一個是北 京,或者說,這兩個主角中,我是顯性的,北京是隱性的,關于我的部分,有明顯的自傳性,關于北京,則帶有外傳或傳說色彩。至于記憶的真實性,這不應在文學 的討論範圍內。


就篇幅而言,〈北京四中〉〈父親〉兩文比其他的篇章大得多?有特殊的原因嗎?


你說得對,這兩篇在書中的分量最重。北京四中是我人生的轉折點——既是我童年青少年時代的結束,也是我走向生活的開始。我在那裏經歷了“文革”, 也因“文革”中斷了學業,我從那裏獲得正規教育以外的讀書經驗,幷開始寫詩。要說還是〈父親〉難度最大,我一直設法回避,拖到最後才不得不完成。在中國文 化背景中,父子關係是整個社會權力結構的支撑點之一,要想梳理這種複雜性實在不易。再有從兒子的角度,如何寫出一個真實的父親,這更具有挑戰性。我爲寫 〈父親〉,不僅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更多的是感情的消耗。完稿後精疲力盡,如釋重負。我甚至認爲,我和父親在這篇文章中最終達成了和解。


〈北京四中〉在雜志連載時曾引起一些人的特別關注,你是否認爲文章所記文化大革命時的“你們有筆杆子,我們有槍桿子,看將來是誰的天下?”現在已到了“將來”作一了結的時候?


北京四中在中國當代政治扮演了特殊角色,今天回頭去看就更加清楚了。我在《北京四中》一文開始就指出,有兩個四中,一個是高幹子弟的四中,一個是 平民子弟的四中。這種分野被刻意掩蓋了,而“文革”撕掉這層僞裝,一切都變得赤裸裸的。因所謂“血統論”所造成的創傷至今都未愈合。他們在“文革”後期揚 言:“你們有筆杆子,我們有槍杆子,看將來是誰的天下?”四十年過去了,看來此話至今有效——當年那些高幹子弟一個個進入最高領導層。人都會犯錯誤,但關 鍵是他們對當年的所做所爲有過半點兒反省嗎?由此推論,他們把中國引向何方,是值得懷疑的。


據知你對于去年章詒和指控黃苗子和馮亦代等老先生是思想改造時期共産黨的臥底,不以爲然。你書中〈父親〉一文特別寫到父親做冰心思想改造工作的往事,按你說,我們該怎麽樣看待共産國家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


章詒和還是挺會寫東西的,她的第一本書《最後的貴族》我認真讀過,幷爲她的坎坷身世所感動。但那時就意識到她寫作中的問題,比如她對那種恩賜的 “貴族”地位津津樂道,對她父親的歷史過度美化。而她後來的作品問題越來越嚴重。特別是寫馮亦代的《臥底──他走進了章家大門》。我恰好與馮亦代相熟,寫 過紀念文章《聽風樓記》。馮亦代在生前出版了他的《悔餘日錄》(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這本書的出版就是深刻的自我反省,是對歷史負責的勇敢行 爲,結果竟成了章式最後審判的主要綫索,她用春秋筆法把馮寫成居心叵測的小人,十惡不赦的歷史罪人。我在〈父親〉一文中,也寫到我父親的類似所爲,按章的 邏輯,他也做過“臥底”,爲組織收集謝冰心的言行。如果我們不還原歷史,就不可能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麽。這涉及到知識分子和革命的複雜關係,如果沒有中國知 識分子(包括章伯鈞)的全力支持,這場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革命成功後,大多數知識分子是歡迎革命的,幷與革命全力合作,他們真心希望通過思想改造適應新 社會。這種思想改造主要有兩種形式:一、自我批評式的思想彙報;二、與組織配合,幫助別人進行思想改造。這兩種方式往往交錯進行。由于對組織的忠誠與信 任,幷沒有什麽心理障礙。這在馮亦代的《悔餘日錄》中是顯而易見的。按章詒和的邏輯,第二種就是“臥底”。馮亦代到了章的筆下,變得極其猥瑣,苟且偷生, 賣友求榮。要知道,大多數知識分子與革命的分道揚鑣是後來的事,是由于不同的政治運動的整肅(特別是“文革”)感到深深的失望才開始的。


我認爲這世上有一種病,我稱之爲“專制病”,獨裁者和被壓迫者都會染上,且無藥可救。得了這種病,無論是獨裁者和被壓迫者,彼此相像,互爲回聲。 他們的基本思路完全一樣,就是把所有問題簡單化,黑白分明,六親不認,還底氣特別足。我在海外見過不少這樣的人。一旦碰上,我轉身就走,絕對不和他們理 論,除了白費口舌,弄不好還會惹來殺身之禍。可也怪了,在今天,你發現這種“專制病”患者越來越多,他們正把中國推向瘋狂的邊緣。